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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的手心沁出了汗。粉笔灰簌簌地落在袖口，像一场小小的雪。台下40多双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突然坠落在教室。那时我才明白，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在无数年轻的心中播撒星火。

　　多年过去，粉笔灰早已浸入指纹，而我也渐渐懂得，教师的人生其实是在讲台与山水之间往返跋涉。课堂是方寸之间的山河，而山河又何尝不是一本摊开的教科书？

　　记得初为人师时，总想把每篇课文都讲得尽善尽美。有次要讲《春》，我把朱自清笔下的每一处描写都研究得很透彻，连“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这样的句子，都准备了3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上课那天，我正陶醉地讲解“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突然有个男生举手：“老师，您见过真的桃树、杏树开花吗？它们真会‘赶趟儿’吗？”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说实话，我虽然在课本上读过无数遍《春》，却从没认真观察过春天的果树是怎样开花的。那个周末，我特意跑到郊外的果园，站在开满花的果树下看了一整天。原来，桃花的粉是带着点白的，杏花的花瓣会微微泛红，而梨花最是素净。更神奇的是，它们真像在比赛，一朵挨着一朵，热热闹闹地开着。

　　周一上课，我把自己拍的照片放给学生：“看，这就是‘赶趟儿’的样子。”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个女生惊喜地说：“原来朱自清没骗人，花儿真的会比赛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语文课不仅要教课本上的文字，更要带着学生看到文字背后那个鲜活的世界。

　　去年暑假，我独自去了徽州。青石板路蜿蜒如一篇文言文，白墙黛瓦是工整的骈句，马头墙上栖息的麻雀则像几个俏皮的标点。在一座老祠堂里，我遇见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正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论语》。他手腕颤抖，字却筋骨分明。

　　“教书匠吧？”他抬眼问我。我点头，他笑了，指着檐角雕刻的“渔樵耕读”图说：“你看，古人把‘读’与山水放在一起。粉笔头磨久了，总要沾点露水才润。”

　　老先生邀我喝黄山毛峰。茶汤清冽，他讲起60年代在村小教书的故事：“那时候课本只有语文、算术两本，我就带学生去田埂上课。教‘锄禾日当午’，就让他们摸老农手上的茧；教‘飞流直下三千尺’，就对着雨后山瀑临摹。”他的茶杯底沉着几片茶叶，像搁浅的小舟。

　　现在教室越来越亮堂，可有些光要在太阳底下才看得真切。回程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稻田，突然想起班里那些总爱望向窗外的孩子——或许教育的真谛，本就在于让孩子既能读懂《赤壁赋》，也能在真正的江风里认出苏轼笔下的月光。

　　教书的日子久了才渐渐明白，我们传授的从来不应该是标准答案，而应该是与这个世界温柔对峙的勇气。就像校园里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它把苦涩的果实裹进金黄的扇形叶片，年复一年地站在风霜中，却总在秋天率先“点亮”整个校园。

　　放学时下起了雨，教学楼前的香樟树沙沙作响，像无数翻动的书页。值日生擦黑板的声音从教室传来，粉笔灰混着雨气，在夕阳里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10多年前的自己站在走廊里，正笨拙地练习“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板书——那时总担心写不好“鹜”字的钩，现在却更在意学生能否在晚自习的窗口，认出天际线处真正的霞光和飞鸟。

　　原来人生如教书，一半在书本里深耕，一半在山水间寻路。而所谓的“桃李春风”，不过是当粉笔灰落尽时，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注解——既做得了严谨的冒号，也当得起意犹未尽的省略号。就像此刻的雨，既打湿了教案上的墨迹，也浇灌着香樟树下新冒出的蘑菇。这些蘑菇明天就会消失，但那个蹲着观察它们的初一学生，或许正悄悄写下人生的第一篇自然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