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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着名的革命家、军事家。1938年1月，邓小平同志调任129师政委，从此与刘伯承并肩指挥部队长达13年。当时，“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顿号”的说法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对自己与刘伯承的革命友谊，邓小平同志讲：“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这生动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团结问题上的态度。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上世纪40年代，《团结就是力量》在河北平山北庄村唱响。这首歌之所以传唱几十年、经久不衰，是因为它道出了我党我军的制胜“密码”。长征胜利靠的是什么？陈云同志曾感慨：“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聂荣臻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军队内部不团结，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就不能打胜仗，就什么事也搞不成。”团结才能得胜利，是革命前辈们经历战火硝烟、浴血奋战，锤炼出的真理。

　　理想信念是团结的基础。团结首先是思想的一致，奋斗目标的一致，只有建立在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基础上的团结，才有凝聚力，才出战斗力，才能克服任何困难和挫折，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临时中央”，要朱德表态。徐向前回忆说，朱德的发言语重心长：“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做不到呀……”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共同理想信念，使革命前辈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所谓“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道”一致了，团结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会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

　　党性是团结的根本。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长征中，红军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危急时刻，正是有一大批革命前辈以党的事业为重，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思想一致，最终使党内达到空前团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在作战中之所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因为两人都坚持在党性原则、纪律规范内开展工作，陈毅负责抓全局，粟裕负责谋作战，从来没有在争权夺利上动过心思。坚强的党性历来是共产党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党员干部立身做事的基本遵循，也是保证党内团结的根本因素。

　　顾全大局是团结的前提。在延安抗大时，王建安曾与许世友有过纠葛。济南战役打响前，党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毛泽东同志说，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二人不负厚望，顾大局而不计前嫌、密切配合，最终取得大捷，为淮海战役掀开了序幕。团结有时候需要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谭政将军为人谦谨，顾全大局。辽沉战役期间，在最初的“东总”电报署名中有谭政，但后来却没有了谭政。有人为他鸣不平，觉得这样不妥。对此，谭政毫不在意，还笑着问那些人：“你可知将相和的故事吗？”真正讲团结需要懂得牺牲、甘于奉献。如果私心太重，那么无论嘴上把团结喊得多么响亮，行动上都不可能做到真团结。

　　宽容是团结的纽带。人的工作经历、认识水平、性格特征各不相同，看问题难免有意见分歧，干工作难免有磕碰。“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维护团结，就要有一颗宽容之心，懂得尊重和欣赏别人的个性，谅解和包容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做到容人、容言、容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有很多。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同志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同志微笑道：“你有功！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毛泽东同志正是以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度，拓宽了团结的空间、促进了党的事业。

　　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实践史。讲团结不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必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增进团结。“英雄所见”未必全都“略同”，团结不等于没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在和战友共事中，我们只有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担待、补台不拆台，才能相互助力、形成合力，共同把工作干好。

　　“人心齐，泰山移。” 奋斗“十四五”、奋进改革强军新征程，需要我们发扬革命前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锤炼团结艺术，如此才能不惧“娄山关”“腊子口”，让团结成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