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汝坤判刑这件事可以这样理解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而高校异地办学现象虽然很少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支持认可，但在高教扩张时期却大量出现，异地发展中的民办性质分校、小型校园、大规模校区、研究生院等多种模式都曾出现过。迈向内涵式发展新时期，高等学校普遍关注办学质量水平提升，教育部《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更是明确规定“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部分高校已开始对异地研究生院进行清理。

　　在1992年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高等学校按大区设置，因此存在省际不平衡现象，如华北地区高校以北京天津居多、东北地区以辽宁居多、华东地区以上海江苏居多、中南地区以湖北居多、西南地区以四川居多、西北地区以陕西居多。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各地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性得到激发，大部分省市的普通高校数均有增长，其中广东、浙江等省增长幅度较大。这期间扩展起来的主要是一些教学型高校，而深圳利用其特区优势引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生院建成大学城。发展过程虽有地方政府主导，但其实是一种市场力量。持续扩招完成后，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阶段。到2010年前后，一些省市办高水平大学的积极性上升，高起点引入知名大学显然是最简便方式，如此一来，经济发达、风景优美的城市自然占据优势，“孔雀东南飞”现象加剧。这就是近三十年来高校布局调整的大致轮廓，有计划和市场多种因素的参与，其中包含多种异地办学的形式。

　　异地办学的冲动，首先不是来自教育部门，而是源于地方，是出于地方发展的需要。梳理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路径可发现，大致经历过招商引资建工业园区、科技推动建科技园区、教育引领建大学城三个有显示度的阶段，其中，引进名校对城市的品牌、经济、文化都是大红利。从地方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升级发展。从大学看，一些优惠政策特别是“交钥匙工程”使得学校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但从“全国一盘棋”角度看，高等教育总量是有约束的，这种模式只有利于极少数城市，况且“铺摊子”的做法也不利于大学高水平发展。

　　异地办学带来的主要问题有：增加管理成本和管理弊病，弱化办学特色、稀释教育质量，分散发展重点和办学精力，等等，教育专家一般对此并不看好。从历史发展看，异地校区的最终走向大多是真正独立，因此有地方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异地办学还面对一个制度性问题——扩张是举办者的事权还是办学者的自主权？毫无疑问是前者。但前者并没有这一诉求，只是委托办学者办好学校。因此，异地校区扩张的冲动来自地方和学校的共同参与，只能是少数发达城市和少量知名大学“获利”，并没有真正提高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甚至会破坏教育发展生态。

　　如果说在高等教育扩张时期，异地办学还事实上存在一定的发展土壤，那么到了高教内涵式发展时期则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这也是许多城市所面对的困惑。究其原因是发展时期不一样了，阶段不一样了。应该相信，少量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一定会有方式解决，但违背教育公平、妨害发展生态的盲目扩张也一定会被遏制。

　　当前，我们已进入以创新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创新发挥关键性作用，贪大求全无助于高质量发展。每所高校都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深入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

　　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已处于普及化发展阶段。从2002年到2019年，短短十七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就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这一跨越基本上是在一代人身上实现的，观念转变实属不易。多样化原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发展太快并没有解决好，现如今到了普及化阶段显然必须解决和实现。国家期盼多种类型、层次的学校和人才来应对复杂的社会需要，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

　　高水平大学是国家创新的高地，社会期望它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打下基础。而广大的地方高校，则主要面向区域社会发展，成为地方经济活力的源泉。高校分类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内容。

　　研究生院，集聚着我国几乎所有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资源，因此国家一直非常重视。鉴于其代表国家研究生教育和办学的整体水平，因此早期研究生院设置权并不在学校，即不能由各高校自行设定。1984年、1986年和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分别发出通知，国家在北京大学等55所高等学校建立研究生院，使得它们成为培养博士、硕士的主要基地，这些大学也以“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而不断前行。后来，设立研究生院的权力，作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内容下放给大学。

　　研究生院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2022年和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别提出高等教育要以创新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着力发展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工作指向一以贯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大学研究生院汇聚着“教育、科技、人才”要素，与创新的联系最为紧密，理应带头发挥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紧紧围绕“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开展工作。因此，主责主业要明，内涵思路要清，研究生院要在国家最需要的科技前沿发挥作用。

　　不同地区的创新发展需求，可以更多通过发挥广大地方高校的作用来满足，更好实现高等学校错位特色发展。当然，高水平大学及其研究生院也有责任追踪和解决体现区域特色的产业技术难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增强自己的办学活力和科研能力，但这种创新需求一般通过合作建立小型研究院、开展委托项目研究等即可实现，切不可轻易开展异地大规模发展而冲淡自己更高的创新使命。

　　面向未来，作为我国科研重镇的研究生院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充分发挥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加快前沿科学中心和集成攻关平台建设，加强有组织科研，力求在“卡脖子”问题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产生突破、有所建树，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模式。

　　（作者：马陆亭，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