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贴满问号的2024

　　年底常常是最忙的时候。上周下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走到地铁口，看到有个中年男人在寒风里缩着脖子，一只手拿着一沓宣传卡片，一只手举着这块红色的促销牌子。

　　男人看起来有些凌乱，薄薄的羽绒服边上冒出几层不整齐的衣领，他仿佛对发卡片这件事不太熟练，任由人流穿过，他似伸非伸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没有一张卡片被派出去。

　　夜里十点，一个男人举着理发店的牌子，在地铁口招揽生意。事情发生在 2023 年的 12 月末。

　　从踏进地铁那一刻起我的感受就被搅成一团。当时我还苦于为这篇文章安上一个合适的开头，我想，这幅画面恰好是对 2023 年最直观的总结——有些艰难，有些困窘，但还在努力。

　　这个问号在倒数声中变得越来越大。2023 年的气氛还没有散去，提到 2024，大家都会非常默契地交换眼神，示意着战斗仍会继续。是的，就算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也会抿着嘴唇说：“不知道耶。”

　　情势蔓延到各个行业。虽然在这一行里很少能听到“降本增效”“开源节流”这样的大词，但在过去的一年，所有人都在逆水行舟，包括“光鲜亮丽”的潮流媒体。

　　不太负责任地讲，情况总会好转的，经济环境的钟摆总会再次荡向高点。但问题在于，时代的一个转身，就会让一代人最应努力的那十年白白空转。

　　“规划 2024”这个说法已经有些落伍。在小红书上，大家喜欢用更高妙的“提前布局 2024”来形容自己的新年计划。

　　苏围在 11 月末学着类似爆款笔记的口吻，对着飞书琢磨了几天，排出了一个五页的漂亮模板，也发了一条自己的“布局 2024”，火了。

　　“我真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会来找我要模板，你看。”她手指在手机上用力一划，屏幕上长长的评论快速滚动起来，看不到头。

　　苏围是一个很喜欢规划的人，但她也承认“这个布局嘛，确实有一点演的成分，但没想到真的火了，哈哈哈。”

　　一张淡绿色底的网格纸上排满了 2024 年各种考编制的内容，岗位、时间、甚至成功的概率，密集而清晰地列在表格里。这张表不仅被她贴在墙上，还出现在手机里，成为她的朋友圈背景。

　　我们聊天的时候，距离她第一次上岸的机会还有 5 个月。她还有些犹豫，今年夏天，她正在准备自己的作品集，想着半工半读，去留学。如今屏幕前的 Adobe 变成了 Excel，她需要在上面更新她的学习进度。

　　理想渐渐变得不确定且昂贵，“但你说现在还敢吗？”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致认为现在最务实的事情，是进到体制内，包括苏围自己。

　　现在，距离苏围的第一次机会还有大概 3 个月。平安夜她发了一条动态，一颗咬了一口的苹果放在一摞从大到小堆成的教材上，配文是：“上岸人的圣诞树，明年，心想事成！”

　　2023 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于涌入商场的 B1、B2 层，在那里寻找更实惠、更接地气的消费。无论在哪个城市，你都会发现冷清的 L4 L5 与热闹的 B1 B2 正在形成对比。“B1 B2 青年”就在这样的趋势里登场了。

　　年末，“20 分钟公园理论”开始流行于各种社交平台，它的意思很简单：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只要待在公园里 20 分钟，你也会快乐起来。

　　这种免费的方式吸引着李笛这样的“B1 B2 青年”，在寒冷的傍晚，我们挤在长椅上放空，等待快乐降临。

　　实际上李笛的生活并没有多拮据，我想起 2022 年他入手始祖鸟“未来之壳”的兴奋劲，当时他是国内第一批到手新壳的“爱鸟人士”。

　　也许金融行业总会比别人更早地嗅到些什么。2023 年的不确定性让他默默收起了之前的鸟，并开始寻找平替。“生活也有很多平替来着。”他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总会加上这句强调。

　　生活的平替是什么样的，他从人均 200 的餐厅腾挪到了 B1，再把热气腾腾的商场换成了傍晚的公园。他发现相比于之前更高消费的生活，以平替化解不确定性的日常，让他更踏实且快乐。

　　“有一种风险对冲的快感。”李笛说，“大家都在找平替，而且所有人都会喜欢找到平替时的那种满足感。不过，”他朝空中呵出一口白气，“生活里的很多事情也有平替，而且真的找到的时候，我觉得更爽。”

　　最近李笛的工作确实遇到了一些波折。隔壁部门在年底公布了裁员 25% 的指标，“最近我有时候也会梦见那种，收拾工位的梦。”

　　去年的这个时候，李笛请了年假，飞到澳大利亚玩路亚。如今那只 DAIWA 的水滴轮鱼竿已经快一年没有动过了，而眼下我们正望着阳光慢慢被灰色的云盖住，李笛正比划着当时钓到的鱼的尺寸。

　　公园暗了下来，他说他有点不安，但坐在这里又很平静。“有时候想到裁员的事情，手心就要出汗，但又想到我现在连坐在公园里都很满足，又觉得，没那么可怕了。”

　　就算张雪峰说，“闭着眼睛摸一个专业都比学新闻好。”朋友阿 J 还是准备去学新闻，即使他已经工作了一年半。

　　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听起来像在最难的游戏里选了一个最难的版本，还兴致勃勃地等着界面加载出来。

　　阿 J 的冲动有一部分我是理解的。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追完了一部叫做《新闻编辑室》的美剧。这部剧三季的豆瓣评分都在 9 分以上，那时候看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幻想那种让人流泪的新闻理想附身在自己身上。

　　摆在眼前的问题现实而难解，工作情势并不会因为新一年的到来而发生本质变化，钱越赚越难，阿 J 还准备辞掉工作，找一份兼职，同时备考。

　　“别紧张，我还好啦。”阿 J 说，“我认真地想过一个问题，是要和大家一起看不到头地焦虑和保守下去，花光时间，还是真的就先什么也不想，自己试试看？”

　　前阵子有一篇文章蹿到了 10 万+，标题有点危言耸听，叫《攒钱，正在废掉一批年轻人》。但其中抛出的问题确实值得大家在人人求稳的环境里再细想一下。

　　各位可以去搜一搜这篇文章来看看，答案的对错很个人，比如阿 J 就很同意里面的观点。在攒够了一年的生活费之后，他在年底开始准备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

　　现实处处都在发出收紧的信号。刚过去的一年，考研的人数少了 30 多万，考公的人数却增加了 40 万，又因为张雪峰的一句话，新闻专业像捶破的鼓一样被推倒在地。在这种时候，阿 J 的信念来自哪里？说实话我并不太理解。

　　他给我转了一篇人物公众号在年末发布的《我在芬兰 3 年不上班》，讲的是一对年轻父母带着两个女儿远渡芬兰，一起读书生活的经历。看得出他很喜欢这个故事。

　　“你看了吗？‘当一个人思维打开之后，会渐渐在心里把重要的东西重新排序。’这句话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他说，故事里有人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是研究生毕业，去到芬兰也会重新读技校学一门手艺。那是一种不在乎学历升值，更关注兴趣和爱好的理想状态。

　　我确实可以用无数种理由反驳他。这个故事昂贵、遥远且和我们面临的现状大相径庭，但确实要承认，这种近乎“做梦素材”的经历，在 2023 结束后显得特别疗愈。在没有答案地埋头摸索前路的时候，这个故事在暗示些什么，也许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年轻的时候抽出两年的时间来确定自己要什么。”阿 J 直截了当，说这就是他新年之后的规划。

　　在这个人人自保的时代“勇敢”显得更加罕见，我突然庆幸周围有阿 J 这样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固执的，但在 2024 年，他开始做一件别人不太敢做的事情——正视自己的内心，把重要的东西重新排序。

　　在一年的开端，我们习惯性地看向更大的命题：刚过去的一年如何总结，即将登场的一年又会走向何处？但这些关于“时代”“大环境”的讨论都太宏大了，它们大到有时候足以留出一些空隙，让我们在此处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或许是在垒起教材书做的圣诞树的时候，或许是在人头攒动的商场 B1，或许是在傍晚的公园里，那些感受抵达的时刻，你发现了吗？“时代”“大环境”的下行抑或上扬，都或多或少留给了我们好好生活的权利。

　　2024 年，除了关注十年来我们一直热爱的青年潮流文化，Steppy 将会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看向这些时代的空隙，收集生活确切的回应。

　　1963 年，汤姆 · 沃尔夫写下一篇名为《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的文章，它是后来从北美风靡至中国的“特稿”这一报道体裁的起源，当时的它被刊登在《Esquire》（中文也译成：时尚先生）杂志上。

　　2018 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项中的特稿奖颁给了 Rachel Kaadzi Ghansah，她的这篇获奖特稿刊登在美版《GQ》上。

　　这两个例子想表达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有很高的上限，这是我们这种媒体诞生之初就有的某种基因，只是它后来变得不那么显眼了。

　　是的，做时尚潮流媒体很大程度上跟消费扣在一起，但同样是上面这两个例子，你会发现“买买买”只是其中一部分。

　　也许因为大势所趋，在人焦虑而没有方向的时候，做起内容来难免变得功利而没有耐心，媒体的另一部分东西变得更加容易被埋没。

　　就如同获得普利策奖的 Rachel 需要花三个月才能写出那篇特稿，媒体的另一部分东西，总是更难且更耗费精力才能抓住，尤其是在短视频翻滚的当下。

　　而你说我们做得完美了吗？当然不，但 Steppy 不会放弃这一部分——这些反而是初代主编 Ray 将开年第一篇文章交给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说的东西。现在它放在较为不起眼的位置，留待有耐心的人发现。

　　最后我想说，这不仅是写给屏幕前的你们看的，也是写给 Steppy 编辑部的各位看的。2024 年，对好内容的求索，不要停止，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