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袁雪芬专场演出为什么上热搜?

　　2014年,各大卫视扎堆出现喜剧类综艺节目。那些成名已久的喜剧明星们以各种角色重回舞台中心，且身价不断上涨。这个队伍里，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 自从198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最近几年，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排在前列。在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明星，离开得越久，观众越想念。 他离开春晚的原因看起来很“悲壮”，外界对他之后状态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陈佩斯几乎从不回应。这十六年来，他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2014年2月，陈佩斯度过了六十岁生日，但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他说，自己的黄金时期还没到来。

　　陈佩斯：是吗？可能吧，但是没时间啊，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当时给年轻人们排戏呢，我们的工作也都是安排好了的。我要是自己去参加这个秀、那个秀，把这些孩子们就闪到这儿了，要把他们推上舞台，每周末演出两场，然后能让他们自食其力，能自己养自己，这些很重要。

　　陈佩斯：好看。包括郭德纲在天津台做的访谈《郭的秀》，他和他徒弟，胖胖的那小伙子，他和他的小胖徒弟，哎呀，我喜欢看！

　　2014年5月，陈佩斯导演制作的话剧《托儿》和《阳台》在北京演出。演员来自他创办的大道喜剧院培训班的学员。2001年，他自导自演的《托儿》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他接连导演了六部话剧，将自己的事业重心，完全放在了舞台剧上。

　　易立竞：您的作品，比如说《托儿》是2001年的，《阳台》是2005年的。这样的时间还能够让当时的那些包袱在现在变得合时宜吗？

　　陈佩斯：首先一个，我在当时做的时候，我们把改革开放的一个光明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表现它光明的那一面，我们从它的背阳光的地方入手去写的，但是我们一直写透它，于是就见到了阳光。

　　陈佩斯：不落伍。我们改革开放，在GDP至上和我们这种拜金主义最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他的酬金，还有我们的剩余价值都到哪儿去了，我们在问这些问题，问这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陈佩斯：候建设（话剧角色）跳楼，大家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过了吧？现在真的跳楼已经成了风气了，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曾经不尊重那些人，那些劳动者，那些流血流汗的人，而现在跳楼的是谁？是这些管理他们的人，是这些有权力的人，它有一个因果关系。

　　陈佩斯：比原来还要好。假如十年前要是有这么一群孩子演出的话，没人看，现在他们相信了，这个作品好，好看。

　　陈佩斯：不管怎样，它在将来的人写戏剧这段历史的时候，它一定会把这两个戏写进去。为什么呢？它就像一个时间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这个文化现象里它不是空白的，它必须有填补的，这个填补起码这两个东西，你不管它的好坏，它在这儿站着呢，姑且我不能说它好得怎样、怎样，因为自己的孩子自己喜欢，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说好，它可能会有感情色彩。反正水落就石出了，就剩这两块石头，又臭又硬地在这儿，你喜欢不喜欢，它就在这儿了。咱就从将来的人来看今天这段中国的文化历史，总得有人写吧，喜剧还有哪一个作品？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它的技术含量，当我们看一个演几场戏卖不动票的和演几场就收了的，也叫喜剧，有很多，你从观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技术含量上有很多不同。

　　陈佩斯：喜剧没有笑，它首先就不是喜剧，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喜剧要有笑就是喜剧，笑很重要，观众的笑很重要。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在央视春晚舞台亮相，凭借小品《吃面条》一炮走红。在随后的十四年里，陈佩斯的小品十一次登上春晚。那时，他是中国最火的喜剧小品演员之一。1998年，《王爷与邮差》成为他和朱时茂在央视春晚的最后一个作品。

　　陈佩斯：对，从那以后再也不去了，它那已经不是一个创作的那种氛围什么的，每个部门都在互相掣肘，所以说特别讨厌。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以“老大”自居，而且都是“爷”，谁都惹不起。你别看他就是一个助理，你惹不起他，你不知道他哪条线上有什么根儿。所以，那儿（春晚）就是谁和谁都不敢说，互相多说一句话都不敢，工作就这么粗糙。

　　陈佩斯：那就骂会儿街呗，到那时候就骂会儿街。具体的作品，本身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作品的形式本身只能这样了，你不能再有所变化了。人呢他是要进步的，一个手艺人的手艺是要提高的。你比方说，我是做电影的，我知道用蒙太奇的手段还可以更好，有很多在舞台上实现不了的东西都可以实现，还有很多高技术都可以融合在里面。可是，人家说“No，这个我们不要，我就要你在这儿给我演！”无论你说多少遍那样更好，不行，那样不行，等于限制了一个艺人的发展。我还有更好东西的时候，他们永远对你关着这个门。而且他们给你提出的这个理由又让你哭笑不得，你还有什么意义？那不就是浪费生命了么。

　　陈佩斯：从哪个角度都好，我很安静！我能安安稳稳的生活。一到后半年，你整个要为这一件事情去焦灼，去焦虑，然后……很狼狈的。你不知道，为了这一晚上的演出，你不知道要有多少个晚上要去打磨这个节目，整个你后半年都为它，为这在台上的15分钟去生活了。这样家人都很少陪。

　　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起诉其擅自出版发行他们在春晚的演出作品光盘，最终胜诉。“维权事件”后，二人再未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易立竞：无论是98年、99年的中国，还是现在2014年的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个问题，很多人其实都漠视了，甚至是默许自己被侵权。那会儿的您怎么就那么不允许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

　　陈佩斯：不后悔，因为你终于可以对他说“No”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的，也不是一般人能敢说的。我们被电视侵权盗版已经很多年了，就包括我有很多作品演出完了以后被电视台拿去卖钱了，很多小的电视台经常这么干，有的时候你在演出的时候，那儿就开始录像了。“谁让你来的？”“我们自己要求来的，我是电视台的！”他一拍胸脯，“我是电视台的”。我们经常演出当场就把他请走，或者你把镜头转过去，我和朱时茂那时候在台上经常就干这个。

　　陈佩斯：不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能生活得更好。如果都这么没规矩，不是不可以，我也能凑合，但是不能永远这样，我们在这么烂的社会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还要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咱换个好日子，行吗？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又不是用暴力手段强迫你，咱们商量嘛，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商量而已。

　　陈佩斯：就是必须有人发声，告诉你们：“我是在被侵权，你们是在侵权，我是在被侵权。”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所以，我争取不要让后人嘲笑我。

　　1979年，陈强和陈佩斯出演电影《瞧这一家子》。在随后几年里，陈佩斯拍了一系列以“二子”为主人公的影片，开创了内地系列喜剧电影类型。1991年，陈佩斯成立大道影业有限公司。拍摄了六部电影，票房不错，却负债累累。

　　陈佩斯：对，每一个电影都是最少一百万，两个电影一积累，三个电影一积累，就是三百万，还一百万，还有两百万的包袱。

　　陈佩斯：反正把我卖了不够，半年要拿去给春节晚会，还有半年要去做电影，做剧本。中间就抽一点很少的时间，我和老茂去走走穴，有一些市场演出。等于我一直没有这笔钱来自己投资做电影，一直只能是举债。

　　陈佩斯：有很多问题，因为当时喜剧还在摸索中，当时对喜剧的认识还不全面，甚至说真的是还不深入。

　　陈佩斯：不成熟，观众觉得他看得不那么过瘾是必然的。但是，不代表观众不喜欢，我们当时的电影永远是票房第一或者第二、第三，永远是前三位，在我们做的那些年永远是前三位，但第一、第二首先是港台片（那时候美国大片还没有），港台片的投资一定高于我们十倍以上，它可能比我们票房多，之后就是我们（的电影）。所以，你想，我们能够紧随其后，就说明我们的电影在当时的市场情况，尽管今天我从学术上看它还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也只能看它了（笑）。

　　在有些人的眼里，陈佩斯似乎不在意外部世界的节奏。当主旋律电影盛行时，他拍喜剧；当春晚流行相声时，他搞小品；在剧场还黑着灯的年代，他开始做起了话剧。他的进退，从不看时代的脸色。

　　陈佩斯：不是，其实我也是在寻找最适合我的生存空间。不适合做TV，不适合做电影，也不适合做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品、舞台上演出、现在晚会那种，都不适合。我适合做这个。

　　陈佩斯：是被推着，被命运推动着走到这上面，同时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每个时机都有一个选择。比如说小品，如果再去跟老茂俩人商量商量，一个月、两个月做出一个小品来，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放到市场上去演出，一年、半年，盆满钵满还有意义吗？无非是证实你的生存价值，用钱来证实，没有意义了。做电影的环境到今天我觉得也不是好环境，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另外它的投入现在太大，我们承受不了，然后我就做这个舞台。

　　陈佩斯：不是，我也不愿意抱着人家一块跳河。他出钱，他赔了，他死，我还能游上来，我挣个面子，我还是我，明星不会死啊。

　　陈佩斯：哎呀，你真是不了解啊，从我们做电影的那时候，这社会投资有多少啊，伤了多少投资人的心哪，到现在已经五轮、六轮的投资热潮，大部分是有去无回的。咱就说今天，你们都认为赚钱的那个人，自己到最后不是也一翻底儿，“其实我没挣什么钱”。最着名的电影制作人，大家都觉得他已经High了去了，其实到最后一翻牌，什么都没有。因为这里头灰色的空间太多了，漏洞太多了。

　　陈佩斯：对，你懂的！（笑）因为我做电影的时候，你别忘了，我没有做电影的资格，我那是买的人家的厂标，没厂标根本不让你发行的，那是我花钱买的，花钱买厂标很不道德的，文化个体户做些不道德的那种手段，就这一点上你还想评什么奖？这是一。二是，同样是买的人家的厂标，人家为什么不拿自己真正的“亲儿子”去评奖呢？为什么拿你呢？也不可能，想都不要想。做话剧这些年呢，这已经都参透了，很多都已经无所谓了。

　　陈佩斯：真没有，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父辈就做这个，拿过奖，曾经是当时说的“十大明星”，后来是“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然后“百花奖”，“百花奖”那年是票数最多的男演员，因为是演的反派，于是单设了一个奖，最佳配角奖。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成了什么样儿？那是众矢之的，那是破鼓万人捶，那是踏他上千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啊，那个唾沫就像下雨一样啊！我父亲从批斗场上回来的时候，那个白的汗衫全是一道一道的血迹呀，一片一片的血，那是一个血的衬衫，打得皮肉模糊的，这就是“最佳”。几年前，甚至在这一夜之前，万人瞩目的一个明星，一夜之间就成这个，你就是敌人！就要把你置于死地。所以你想，这种荣誉，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是新中国最着名的电影演员之一。是他把陈佩斯拉上了大银幕，陈佩斯曾用“父爱绵长”来形容父亲对自己的爱。2012年6月，陈强因病离世，这之后没多久，陈佩斯的喜剧表演培训班正式开课，他的儿子陈大愚也是学员之一。和当年的他不同的是，儿子对表演这个行业充满兴趣。

　　陈佩斯：不完全是，是上山下乡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就学了这行。第一个教我学表演的就是我父亲，很快他就把我转手了，让其他的人接手了。

　　陈佩斯：对，中间曾经很多次要改行，然后都没改成，也是命运使然，要改做导演，片子都准备好了，剧本也做好了，剧组也筹备好了，最后领导一换，这领导觉得“他不合适做导演”，就换了，就没让我去，就换另外一个人当导演。从那一年就走到春晚了，1983年年底，就走到春晚了。

　　陈佩斯：也想过。所以，我做我的电影的时候，我大部分都自己参与导演，从编剧到导演，我都一起参与。

　　陈佩斯：对，这种成名会给他带来负面的东西，尤其是年轻人过早地成名以后，很多过去的毛病还没改呢，他就会固定下来了。

　　陈佩斯：就是。他自己现在和他们这一群小群体，我希望他们能共同成长，大家每一个人相差的都差不多，这样共同成长，可能每个个体都不是某一个点特别突出的话，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好处。如果这个时候里过度地把他突然一下推出名了，那么他和这群他的小伙伴们就有距离了，有距离以后产生心理问题之后，有隔阂之后，就不好了，对创作没好处。

　　陈佩斯：哪个时代都一样，这不是今天的问题，真的不是。我们老认为很多现在碰到的社会问题是今天的社会问题，根本不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哪一个不想成名？哪一个不想一夜之间就成名？你能够伤害一个别人，然后自己立刻就成名，都希望，那个时候比现在还浮，真的是这样。现在我觉得很正常，现在才是正常的，而现在我们有时候夸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不正常的时代，是一个人性被泯灭的时代，是一个人性不被尊重的时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每个人的个体不被尊重的时候，非常残酷，所以我不认为那时候是好。

　　2004年，陈佩斯开始试着把自己的喜剧理论融入到话剧《阳台》的创作中，随后，《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今年7月，陈佩斯的大道喜剧院，将开办第四期喜剧表演培训班。这批学员中的某些人，有机会成为他话剧中的某个角色，走上舞台。

　　陈佩斯：我对这个事情做的时间特别长，喜剧这个专业我做的特别长，特别专注，下的功夫比别人多。对它的认识也深，能力也强，所以我做的很多东西一时半会儿今天很多业内人理解不了。可能六七年以后，慢慢能被业界理解，明白里面的东西。另外，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宣传。现在有时候经常到有些学校，个别的大学去传授一些东西，传播一些喜剧的理论。

　　陈佩斯：要从学术上(讲)，到今天真的是很孤单的，你没有什么可切磋的人。有，一时半会儿老碰不上；大概齐的都是大概齐，在某一个点上可能很优秀，但是总体的水平大家都谈不到一块儿，能跟人一起聊的越来越少了，不能说没有，少；另外有一些人评价可以，但上手去做一个事儿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了。

　　陈佩斯：对，过去像《阳台》这种作品的时候还找朋友商量商量，初稿还没写完呢，刚两幕戏，拿来一看，这儿，这儿，这段，对吗？是喜剧吗？不是；这段，是喜剧吗？想一想，不是；那你凭什么说好啊？是啊！回家，走，再重新想去，就是这样。

　　陈佩斯：舒服，有对手切磋太享受了，你能让人问住，而且他说给你点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你的破绽。他问你的话也是，“这儿是喜剧吗？”他要是问一般不懂喜剧的人，他一定说：“是啊，怎么不是喜剧？”一定是你不懂。他知道问我，我能够回答出来。这十年前起码还有人，现在很少碰上，你不能天天跟人家磨去，没事儿老切磋也不行。

　　陈佩斯：没有，因为人家个人都有个人的事儿。有时候我也去问他，“你这儿是吗？”偶尔有时候碰上，互相只要有作品，也去相互地问一问。

　　易立竞：“艺人”？因为现代时代对于“艺人”的解读，那些明星，港台明星，都叫“艺人”；还有一种艺人是说“手艺人”。

　　陈佩斯：会，激素水平下降了（笑），激素水平下降了，自然你的冲劲儿就不足了，看到逆流来的时候，咱先躲躲吧。躲一躲，避一避，让一让，一躲，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八年就过去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必须的，这也是自己的一个选择。

　　陈佩斯：不不不，那你有时候看看凤凰卫视里《冷暖人生》，我经常有时候看完那个看的我涕泗滂沱的，“人怎么这么难哪？”那才叫难呢，我跟人家比起来已经很是“上帝的宠儿”了。所以，我没资格叫难，我能撑过去，每次都能撑过去，你看人家真撑不过去的那些人那怎么办啊？那有卖肾的呀。

　　陈佩斯：没有，我觉得为什么要期待某一个特期待的呢？我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人，那我活得没意义，那我活得太没意义，太浅薄了。

　　陈佩斯：退休了，时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了，还能做什么？除此以外，别无所长，这个时候做这个是最好的，心无旁鹜啊！

　　陈佩斯：很多年之后一定不记得，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老在提这个名字，那那个社会不正常。那个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还记得这个人，如果说五十年后还记得这个人，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又进入像文化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前那种政治黑暗、文化黑暗，人们会想“曾经有过一个人”，那可太糟了，那是后人的不幸。所以，我希望那个时候还会有比我更强，强十倍、百倍的人，而且有千百个这样的人，让人把我完全忘记了，那是最好。

　　陈佩斯很少接受采访，用他的话说，没多大意义，他想讲的喜剧理论，媒体和老百姓都不感兴趣。 这位喜剧创作者，在采访中，表现出了严肃、执着的一面，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虽然，他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 陈佩斯自己也没想到，当初毫无兴趣的演艺工作会成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他的愿望，是把他探索出来的喜剧理论传播出去，这是他三十多年创作的总结，直到今天，这份探索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