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咖啡馆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在盛产牛马的深圳，就在写字楼外一些小众咖啡馆里，有些年轻人，不焦不忙，也不摆电脑，点一杯美式能坐一个下午。

　　这些咖啡馆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正成为另一类深圳人。或许，这才是当下年轻人一种正常的状态。

　　深圳龙岗，一位开办工厂的父亲最近上火严重。他发现自家25岁的儿子，毕业一年多来，既不出去上班，也没想着自己搞点啥。但每天准点出门，到点回家。

　　于是专门找了一天时间，偷偷观察儿子的行踪。结果发现，人家既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一天主要构成就 是在一家小众到没啥人的咖啡馆，跟三五同龄朋友闲坐、打游戏、吹水。

　　更有意思的是，还经常晨跑晚炼，身体精神状态都很好，你说颓废不像颓废，你说躺平好像也聊一些听不懂但很新的东西。

　　固定的时间、地点、人物，就主打一个规律，自律还锻炼，健康还低调。这位家长特意跟踪一天后，“虽然没想到，但还是不理解” “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他们看起来不像我们熟悉的深圳人，不带电脑，也没有什么电话；没有端着这杯咖啡想着下一个会议，没有一点焦虑，也没有迷茫。有点像生活在县城的年轻人那么悠哉从容，只是他们在深圳，有时显得格外扎眼。

　　他们去的往往是离家不远也不近，不太大众的咖啡馆茶饮店。他们看上去不像在图书馆同龄人那般上进或者说焦虑，主打一个从容气定神闲和松弛感。

　　熟悉的咖啡厅是“日租”最少的办公室，喝杯咖啡，“租”一下午自由工位，人少的咖啡厅，自由职业沉浸式办公好去处，人家压根无业，他们的存在让咖啡馆回归本身空间意义，这里不需要摆上电脑。

　　他们大多家境良好，父母年过半百还在玩命打拼，他们不喜欢父母的安排，也没有自己折腾一番的雄心抱负。因为没有基本生存焦虑，主打一个无欲无求。

　　在《圣经·创世纪》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之树结出的果子而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必须日夜劳作来清赎祖先的罪愆。现代汉语词典中，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活动”，人活着一定要创造什么。

　　在他们身上，可以窥见更多的具有生命力的一面、具有独特松弛感的一面，“慢慢来，也来得及”，不是不来，而是还没想好。

　　这些年轻人往往过着一天只花一杯咖啡钱的日子，有车不开车，走着路省钱又锻炼，在深圳这样大城市过着”小尺度“的县城生活。

　　作家许崧所说，当人们的价值观不再以“成功”为标准，最顺理成章的转移方向便是生活。“‘成功’驱使大家以差不多的行为模式相互对待，‘生活’则表现得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在闲聊中发现，这些年轻人正在流行“尽量不花钱但尽可能存钱”，通过攒钱和不乱来，将日常开支尽可能控制在的利息可以覆盖的范围内，把攒钱进行到底，把小钱花到极致，追求一个“用利息生活”。

　　这些年轻人依然强调生活品质，只不过相比消费主义带来的短期幸福感，他们更克制和低物欲，从极致攒钱和抠搜花钱中获得了新的满足感。

　　当属于这一代人共同的疲惫感，催生了互联网上的“打工文学”，流行“乙学”。当豆瓣上37940位“太乙真人”总结：重复的“好的好的”“哦呦哈啦”等语气词、不要钱的emoji表情还有波浪号，是乙方文学的精髓所在。

　　当在大城市打工的同龄人各种自嘲：吗喽、牛马、卡皮巴拉。比如“吗喽”是两广地区方言猴子的音译——猴子双目无神，有种随时发疯的美感；“牛马”饱含着认命式的自嘲，在这两者中间，卡皮巴拉主打情绪稳定，把灵魂从职场抽离。

　　他们也不像牛马，也不是吗喽，没有吐槽没有自嘲，素淡平和到不像这座城市里的人。他们与大部分深圳人打拼内卷构成鲜明的区别，其实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人生和状态。

　　1922年，自称“乡下人”的沉从文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赤手空拳地从湘西前往大城市北京。他写道：“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

　　当我们用羡慕视角看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我们羡慕的都不是具体经纬度下的坐标，而是早已无法代入的自己。

　　有人说老一辈人“没苦硬吃”，现在年轻人“没福硬享”。年轻人也有话要说：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以后无所事事吗？来故乡买手小程序，精选内蒙小零食，无事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