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27年半这起命案重审了

　　9月4日，他在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理州中院”）接过判决书。法院宣判其杀人罪名不成立，强奸罪名成立。

　　31年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分别为“村妇李某某被杀案”“村妇金某某被强奸案”），他被收审；9个多月后，他被判死刑，后经过上诉，被改判死缓。服刑期间，他拒绝穿囚衣，还以无作案时间和动机等为由坚持申诉。

　　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省高院”）进行再审，之后杨徐邱离开监狱，被关押至大理市看守所。2020年6月，云南省高院将此案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经过多次减刑，同年12月，杨徐邱获释。

　　8月29日，大理州中院开庭重审杨徐邱故意杀人、强奸一案。此次庭审，距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决定书已过去近7年时间。

　　杨徐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庭审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1时左右。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他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法院应据实裁判，但强奸罪名证据确凿，事实明确。

　　杨徐邱生于1949年4月，是大理州永平县曲硐乡坡脚村人。因会做一点小生意，他说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

　　1993年3月25日晚上，坡脚村村妇李某某（乳名“阿稳”）在家中遇害。尸检报告称，阿稳先受锐器伤，后受钝器伤，伤及腰、胸及内脏，钝器伤起到加速死亡的作用。

　　直到案发3个多月后的7月2日，专案组突然接到一封署名为“坡角（脚）村的一个社员”的举报信。举报信称：“公安局同志，关于坡角（脚）村阿稳被杀一案，本村社员玉中有很大的嫌疑。”

　　“玉中”是杨徐邱的乳名。举报人这样解释怀疑杨的理由：“阿稳被杀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找阿稳的丈夫阿良帮忙打我母亲的坟石，到场院时，听到屋子里有一个不是阿良的男人，在恶狠狠地说话。我细听这声音，就是本村的玉中。”

　　举报人还称，他听到玉中对阿稳说：“为什么你前几次都同意（跟我发生关系），这回不行？再不听话，小心我收拾你。”举报者还自称，因为他无意间听到这种男女关系的事情，感觉不好，所以悄然走开了。

　　他还称担心“玉中认得（我）后，他不会饶我的。我还有老娘、媳妇、娃娃要养”。举报人希望办案人员“尽快查清，为阿稳报仇，为阿良和他们全家出气”。

　　举报人还提及了一件事：“玉中是一个色鬼，又木（没）有良心，几年前，他还强奸了本村的金某某。因为他狡猾，所以金告不倒他。”

　　被抓后，杨徐邱被带到曲硐乡派出所接受审讯。永平警方的侦破报告提到，杨徐邱归案后，在突审时对李某某被害一事避而不谈，该局根据掌握的情况，以及在审讯中杨徐邱出现的反常情况，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审讯计划。经过2个多小时的斗智斗勇，在该局的攻势下，杨徐邱不得不低头认罪，交代了杀死李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此案一举破获。

　　杨徐邱后来说，他的有罪供述，都是根据办案人员的问话，被迫编造出来的，“我说杀人用的时间是10分钟，公安说时间不够，我就改口说是半个小时”。

　　杨徐邱称，他刚被抓走时，在派出所，办案人员还把从他家找到的一把杀猪刀丢在他旁边，问他是不是用这把刀杀的人，他被迫承认了。在派出所住了两个晚上后，他被送进了永平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办案人员又让他改口承认是用匕首作的案。

　　曾担任杨徐邱辩护人的律师范晓媛称，案卷材料显示，杨徐邱对作案凶器的供述并不一致，其最早供述是“自家打制的杀猪刀”，后又说是“铜壳的匕首”，及“钢板锄”或“铁板锄”。

　　杨徐邱称，阿稳遇害的当晚，他在家忙着修拖拉机，一直没有出门，其妻子、儿子和女儿也均在家。当晚，还有一个叫赵王义的篾匠在他家留宿过夜。“赵王义可以证明我在家未出门，不存在作案时间。”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1993年7月5日，赵王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杨徐邱吃完晚饭后，曾出去了一个来小时。”

　　1994年，大理州中院开庭审理此案，该院认为，杨徐邱杀死李某某，卷内有报案记录、匿名信、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笔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归案后所供述的犯罪事实、情节等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吻合。

　　法院还认为，1986年杨徐邱强奸金某某，卷内有被害人金某某的陈述、提取物证等笔录、辨认笔录、证人证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及活体体检照片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杨徐邱供述强奸金某某的犯罪事实、情节等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

　　同年4月28日，大理州中院作出原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徐邱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杨徐邱当时的辩护人周平指出，认定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缺乏直接证据、缺乏科学依据”；指控其强奸金某某，则是在双方邻里纠纷打架斗殴时告发的，仅是“怀疑有此事或者通奸”。

　　同年6月10日，云南省高院做出二审判决。该院审理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鉴于本案具体情况，原判量刑偏重。据此，依法判决撤销大理州中院的一审判决，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判决书中，只是笼统地提到“鉴于本案具体情况”，未予以详细说明。被改判死缓后，杨徐邱仍然不服判决，提出申诉。

　　1998年11月11日，云南省高院驳回了杨徐邱的申诉。杨徐邱又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具备作案时间”等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17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云南省高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此后，正在监狱服刑的杨徐邱，被关押至大理市看守所。他也从一名服刑了20多年的罪犯，再次变成被告人。

　　云南省高院并未直接开庭审理此案，而是于2020年6月1日作出刑事裁定书，将此案发回原一审法院大理州中院重审。当年12月9日，经过多次减刑，杨徐邱服刑完毕，被释放。至此，他在看守所和监狱的时间，总计约有27年半。

　　结束刑期的杨徐邱，因还是被告人身份，在其获释的同日，大理州中院对其下发了监视居住决定书，其被监视居住的场所为永平县县城的一处公租房内。直到2022年6月8日，大理州中院作出解除监视居住决定。

　　云南省高院将杨徐邱案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后，大理方面多次开展杨徐邱案的补充侦查工作。大理州检察院、永平县检察院、永平县公安局等相关人员，多次查找该案凶器去向和匿名举报信来源、走访案发现场、对杨徐邱做讯问笔录、对当年办案人员做了询问笔录等。

　　在案件材料中记载，永平县公安局曾表示，两把匕首留在了永平县检察院。2020年11月，永平县检察院回函永平县公安局时称：“我院认真查找了杨徐邱案作案工具（两把匕首），经清点我院保存于涉案财物保管室的涉案财物、档案室存留的物品，未发现杨徐邱案的作案工具。”

　　这份回函还透露，该院询问当时该案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报送环节的承办人员，已无法回忆起办理该案时作案工具的移送、保存、处理等情况，询问1993年以来的历任公诉科科长，也均无法回忆清楚该案作案工具的移交、处理等情况，该院未能找到杨徐邱案作案工具。

　　2020年12月，永平县公安局就《大理州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作出情况说明：“作案工具锄头一把的问题，我局在对本局物证保管室多次查找的同时，还安排专人到省、州公安机关查找，目前未能查找到。我局将继续开展对该案作案工具的查找工作，如查找到后立即送检。”

　　2020年11月，永平县公安局做的相关报告显示，杨徐邱当年的供述与尸检报告、现勘笔录等存在不能完全印证甚至不能印证的情形。

　　例如，杨徐邱供述，李某某在反抗的时候，他向李某某的左边背部和肋部连捅了三刀。而尸检报告记载“死者背部共有两个创口，左肩胛部一个，左腰部一个”，尸体背部创口数与供述刀数不完全印证。

　　杨徐邱还供述，他冲过去向李某某的胸部和肚子杀了3刀。而尸检报告记载“死者左胸部有两个创口”，尸体胸部创口数与供述刀数不完全印证。

　　相关报告还显示，杨徐邱供述李某某“穿一件红色圆领针织内衣”与尸检照片死者“白底起花内衣”在颜色上不相符。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大理州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曾表示，云南省高院将此案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后，大理方面做了很多证据补充工作。

　　大理州检察院对当年参与审讯过杨徐邱的永平警方办案人员做过询问笔录。他们均表示对杨徐邱的审讯合法合规，其中一名办案人员强调，他们对杨徐邱的讯问笔录做过核对，笔录很完整，讯问笔录未被涂改。

　　这名检察官本人还曾多次前往坡脚村走访，多次去被害人李某某丈夫张兴良（阿良）家走访，对该案进一步核实。

　　为了确认当年的匿名举报信书写者是谁，永平县公安局委托大理州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把重新采集到的坡脚村四十余人的笔迹材料送检，得到的答复均为样本与匿名信笔迹不一致。

　　上述检察官坦言：“有些证据在案发后3个月内都没收集到，现在时隔30年左右再收集，难度确实很大。”

　　从2020年12月杨徐邱服刑完毕获释后，在等待重审的几年间，他在小儿子邱云波的陪护下，多次从永平县前往大理，到州中院和州检察院询问开庭时间。

　　承办该案的法官和检察官均向他表示，作为该案的办案主体，无论是大理州中院，还是州检察院，都想积极推进这个案子，没有故意拖延开庭。但该案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要开展大量补充侦查等工作。

　　李某某的丈夫张兴良也非常关注该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家和杨徐邱一家没有什么过节，也从没有听说李某某与杨徐邱有不正当关系。“我只希望该案重审后，有一个公正的判决，如果杀人者不是玉中，警方就要尽快抓到真凶。”

　　在该案故意杀人罪部分，法院再审查明，杨徐邱作案时机不符合常理。根据其供述，案发当晚，他去找李某某，路过某小卖部时见到了张兴良在该处闲玩，在张兴良随时可能返回家中的情况下，杨徐邱还强行要在李某某家与之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将李杀害，其作案时机选择不符合常理。

　　大理州中院还认定，杨案的“匿名信”内容真实性、可靠性存疑。匿名信非案发后第一时间取得，来源、动机不明。匿名信书写人员至今未能查明，该证据仅为线索而不能证明杨徐邱作案。

　　该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除了杨徐邱的有罪供述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其作案，其有罪供述与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情况、尸检情况多有不符，且无合理性说明；原指控认定的作案工具不能确认与杨徐邱的关联性；在案间接证据也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法院认定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不过，法院还表示，原公诉机关指控杨徐邱强奸金某某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判决杨徐邱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已执行完毕）。

　　事实上，在8月27日开庭时，公诉人就强调，杨徐邱在“金某某被强奸案”中，证据确凿，事实明确。为此，杨徐邱的辩护人和公诉方重点就该案的强奸罪部分进行了辩论。

　　判决书提到，无杨徐邱强奸金某某的生物痕迹性证据，“本案追诉时距离案发已久，已不具备生物痕迹性证据收集的条件，且依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杨徐邱强奸事实成立”。

　　案件有一个客观性证据，是金某某右胸部的一处明显瘢痕。按照证言，是杨徐邱在强奸金某某过程中持刀捅刺的，作案工具木柄尖刀当年已作提取并经杨徐邱辨认、确认。

　　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仲若辛认为，金某某右胸部的瘢痕是强奸罪案中的唯一客观证据，但其可由多种原因形成，要结合其他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之一。

　　某高校一位受访的刑法学者指出，被告人杨徐邱曾试图强奸儿媳，此事虽然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但性质恶劣，在审理此案时，可能会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

　　法院最终认为，对强奸犯罪追诉时距离案发近七年，相关当事人所作陈述、证人所作证言，就案发确切时间的表述不完全一致，符合常情常理。杨徐邱供述的强奸次数与金某某陈述不一致问题，不影响本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