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公主卧室2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老话说得好，“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响马蹚将，二者都不是什么善类。那么，我们知道响马就是土匪的代名词，

　　司马迁曾说过，齐鲁之地的人，“在群架方面不太行，但是单人行动很厉害，所以常常有拦路劫财的人。”，所谓的强盗祖师爷，说的就是他们。

　　响马，其实就是拦路强盗的代称，他们大多团队作案，占山为王，时不时的下山打家劫舍，混个温饱就可以了，并不会赶尽杀绝。匪过如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响马的响，指的就是绑在马脖子上的铃铛，会因为奔跑而发出声音，老百姓听到以后，会赶紧收拾金银细软，迅速逃跑。所以那个时候的山东土匪，都称之为响马。

　　蹚将，则是被时代逼迫的结果。时代吃人，蹚匠成蹚将，一切都是言不由衷。蹚将的由来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蹚将一开始就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做着小本生意，但你也说不准天灾人祸何时到来，所以蹚将的生活也很难，他们有时候只能温饱，夸张一点，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有时候家大业大的地主也会欺负这种没有根基的人，时间长了，匠人们一肚子火，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直到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便集合起来，冲进债主家要钱。久而久之，有些匠人就开始动起了歪心思，既然这样不干活都能来钱，那就干脆以此为业吧！时间一长，他们的称呼就从蹚匠变成了蹚将。

　　第二个说法就是，古时候的年轻人忙完农活之后，就会去其他地方做零工，以补贴家用，但是零工也不会天天有，于是为了赚钱，他们就想起了歪脑子，开始打家劫舍、欺男霸女，蹚将的称呼也就叫开了。

　　不过，其实，从一开始，响马并不是土匪的代名词。明朝时期，将天下的马都归为国有，普通民户只负责饲养和上交。在当时的山东，有明确的上交数额，类似于农户要上交征收的税。

　　那个时候，在山东基本上是家家都在养马，更是有不少驾驭马儿的好手。平常天里，交了马匹，还可以靠点马奶来养活一家人，可是要在战争年代，那真的会食不果腹、饿死无数。于是乎为了喂饱肚子、照顾家人，很多人铤而走险，干上了马匪的行当。

　　不过没有人是自愿落草为寇的，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为了生活，被迫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毕竟没有人是天生的恶人。

　　只要天下太平，没有人愿意过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日子。有饭吃、有衣穿、有正经生活，这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了。

　　“河南的四荒，分别是水旱蝗汤”，这是抗战时期用来描绘河南惨状的一首民谣，而其中的“汤”一直被认为是代表着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其实，“汤”原来的本意指的是“匪” ，并且由“匪”演变为特指汤恩伯也是有一个小过程的。从方言来讲，“老汤”其实就是“老蹚”的谐音，“老汤”的“汤”字应该对应是“蹚”字。“蹚匠”，最初主要指的是在豫西地区农闲时从事修筑沟渠、开垦梯田的石匠、木匠、泥水匠、铁匠等活的农民。后来，“蹚匠”逐渐演化为“蹚将”，投身“蹚将”者多因生活所困而沦为土匪。

　　汤恩伯部队在河南名声不佳，以至于被认为是河南四害，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经常搞小动作，偷袭八路军和新四军; 二是鱼肉乡民; 三是利用同沦陷区的交界便大做投机买卖。并且，汤恩伯在入主中原后大量收编杂牌军队及当地土匪武装，也是导致人们视“汤”为灾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纷纷涌现出许多由土匪与散兵游勇组成的武装，百姓不堪其苦，而汤部收编的河南杂牌武装与大批伪军，桀骜不驯、冥顽不化，到处打着汤的旗号到处滋事生非、鱼肉乡民。在豫西临汝县，汤恩伯嫡系 的十三军在县城北驻扎，掠夺百姓，闹得当地鸡犬不宁，民间流传着“不怕日本人烧杀，就怕十三军驻扎”的民谣。甚至还流传这样的话: “汤屠夫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拆掉。”这类恐怖性话语越传越广，以致民家小孩夜哭，父母就用“汤屠夫来了”来吓止，由此可见民众对汤恩伯及其所部下的恨之入骨。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一首于河南中南部曾流行的歌谣: “要想做官的话———那就去架杆; 要想吃得香的话———那就去嫁老汤。”“架杆”就是拉杆当土匪之意，“老汤”指的就是土匪。不难看出，抗战前，河南民间确有称土匪为“老汤”的说法。可以以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于河南农村的调查员对于方言不太熟悉，所以将“老蹚”用谐音写作“老汤”。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河南民谣中“汤”开始被“中原王”汤恩伯所取代。民谣中“老汤”的“汤”字开始被长期误用，其实本意应该为“蹚”字。

　　在豫西，“蹚”字在当地方言中可以有这几个解释: 一是从水里、庄稼地里走过去; 二是蹚路，试探性地走过去 三是蹚将，指土匪。从豫西方言引申到世俗社会里，混社会也叫“蹚”。河南俗谚称: “光棍是蹚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在社会上混得好，有影响，在豫西方言中就是“蹚得开”，有本事; 混得不好意味着“蹚不开”，没能打开局面。

　　当今豫西一带，在老百姓的风俗人情里，有关“蹚”字的口头语言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蹚成事儿”或“混成事儿”，意思是通过斗争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类似于这样的，至今仍在当地沿用。在豫西鲁山县，当地俗称土匪为蹚将、刀客。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朗起义传说”传承人潘运明说到: 在鲁山、宝丰、郏县、汝州等地，“蹚”与“踢”相发音通，且本意上就有“行为不端”的意思，所以“蹚匠”也就会被当局和富户用来诬蔑起来反抗的人; 在旧时的豫西，在社会上混人物被称作“蹚”，如“蹚光棍”“蹚蹚路”，普通百姓称呼起来颇有褒扬之意。在褒扬之中，人们在口语里把“蹚匠”或“蹚杆将”演变成“蹚将”。

　　据调查，“蹚匠”本意是指在豫西宝丰、鲁山等地在农闲的时侯从事修筑沟渠、开垦梯田的农民。每年冬季至次年春季，当地青年农民多从事此类活计。他们干活时并非分散上工，而是集合成股，各有首领统率，常以一“匠班”为单位，称为“一杆子”，每一班由威信高的人作为“杆头”，负责对外联络、分发工钱和解决纠纷等事。

　　清末民初，豫西的“蹚匠班”成百上千，当地人将这些农闲时来自农村的临时石工和那些组织起来开垦山间梯田的农人统称为“蹚匠”。在鲁山县山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尚存在着“蹚将班”这样的民间互助组织。据地方文史学者对当年参加过“堂匠班”老农的访谈，“堂匠班”的组织形式有以下特点: ( 一) 在鲁山山区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 ( 二) 领导与成员同样参加劳动; ( 三) 分配制度合理，实行劳动记工，按劳付酬; ( 四) 由工头按季节安排农活，做到环环扣紧，不违农时; ( 五) 成员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人人不甘落后; ( 六) 统一干活，统一就餐，给谁家干活，由谁家管饭。

　　另据学者在鲁山的调查，“堂匠班”是实践墨家“兼爱”和兴义思想的济世救人组织。凡参加“堂匠班”者，居室内摆上“墨祖”牌位，早晚焚香朝拜，每逢刮风下雨天，“蹚匠班”聚在一起学习“墨经”，劝善戒恶，鼓励济世救人。据当年参加过“堂匠班”的耄耋老人回忆，“堂匠班”外出修渠垒堰，工棚里有松木刻的“墨祖”像供朝拜。故有学者认为，“堂匠班”是墨家民间组织的延续。

　　“蹚匠”在山区劳动，经常被“杆头”招募，自然忠于“杆头”。当农活减少时，“蹚匠”容易变为匪杆，“蹚匠”与匪杆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清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豫西伏牛山区及周边(主要包括清末河南省所辖的河南府、南阳府、陕州、汝州直隶州) 社会秩序失衡，民变武装遍地，成为中原地区一道扭曲的风景。在河南，尤其是豫西南各县，是典型的土匪王国’，数个世纪以来以叛乱的发源地而闻名。

　　“蹚将”与历史上出现的“绿林”“响马”“梁山好汉”的称谓性质相近。清末民初豫西的“蹚将”与“绿林”“响马”“刀客”是一脉相承的。“山东响马”“豫西蹚将”都是中性称谓。

　　其实，在匪杆中，下水“蹚”的人多为破产农民，干“蹚将”是为了死里求生，但其中也有一些出身不错的人，他们往往是出于保护自己的产业不受侵害而下水“蹚”或寻找代理人“蹚”的。豫西临汝县匪首姜明玉自幼家贫，成年后曾在本村仝家民团混事。仝家虽为当地富户，但常受阎家欺凌，仝家势力不如阎家，就授意姜明玉聚众拉杆，组织武装，与阎家对抗。姜明玉于 1920 年纠集数百人上了鳌头山。随着姜明玉势力日渐扩大，阎家多次给姜明玉送枪送钱，搞联络，以期受到保护。

　　而蹚将中有能力“驾杆”的，大多是农民中的“人物”，即“光棍”。他们多在江湖上混过，见过世面，有一定的组织才干。真正老实巴脚的农民是无力“驾杆”的，只能跟着蹚。

　　张显明曾总结豫西宝丰匪杆的基本特征: “杆子最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成员在于求得解决生活问题，杆首多欲谋取一官半职，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常常被人利用，忽而参加起义，忽而依附军阀，忽而散伙为民。更有少数人，长期以抢劫为生，沦而为匪。”

　　蹚将现象是近代中原社会的畸形产物，蹚将武装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近代河南社会的演进。中原民众拉杆做“蹚将”是一种生存之道。民众“蹚”土匪的结果，不是被消灭，便是被招安，反反复复，他们无法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更无法改变当时当地畸形的社会生态。

　　而处在新社会的我们，更要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虽然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为人原则。学会一门傍身的手艺、努力把握住时代的风向、不要让自己随大流的活着，这就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最对得起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