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尔泰·若曦会有什么样影响?

　　《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最近一段时间，在机关、在学校、在公园里、在高铁上，这些熟悉的旋律总会不经意地飘进我们的耳朵。多少年来，这些红色经典音乐，将民族的记忆化在音符和旋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举办“永远跟党走”经典红歌合唱活动。姜桦摄/光明图片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每一首红色经典音乐作品，都是在时代的激荡中产生的，在作用于时代的同时，又成为记录时代的符号，它们的旋律里天然地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不管是聆听欣赏，还是开喉放歌，都是对历史的重温。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土地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这投射到音乐创作中，便产生了一系列土地革命主题歌曲。

　　这一时期，苏区音乐人才匮乏，再加上斗争形势紧张，很多红色歌曲都采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创作，即曲调借用民歌、学堂歌甚至外国歌曲的旋律，再配上自己写的词。比如，《土地革命歌》就套用了法国儿歌《雅克兄弟》的曲调，也就是儿歌《两只老虎》的旋律。其歌词为：“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简单明了的歌词，直白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诉求。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这首歌很快在根据地广泛流传开来。

　　随着日寇侵略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相继诞生。这些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如同战斗的号角，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比如，上海沦陷后，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日本宪兵，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走上街头为抗战募捐。台儿庄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唱着《大刀进行曲》与日军血战。这些歌曲的意义早已超越作品本身，它们是时代强音，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因如此，2015年，在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起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中，上述歌曲全部入选。

　　文艺源于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歌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反映到歌曲中，自然是一片欢快、喜悦的旋律。《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等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和我的祖国》，则表达了改革开放后日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那种喜悦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精神财富，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自信气质，让我们行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步伐从容而铿锵。

　　红色经典音乐，以艺术化的方式对党史国史进行记录，对红色精神进行阐释讴歌。对红色经典音乐的每次聆听和传唱，对个体都是一次精神洗礼，能够为我们继续前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1965年，萧华将军根据自己参加长征的经历和真实感受，创作出一组形象鲜明、感情线首。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轲、遇秋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长征组歌》。这10个部分描绘了完整的长征过程：从瑞金出发的《告别》到《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等一系列艰难曲折的激烈斗争场面，最终迎来《祝捷》《报喜》和《大会师》的全面胜利。歌曲中的战斗生活场面环环相扣，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表现了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今天，哪怕对长征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听了《长征组歌》，也会被旋律中闪动着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所感动。同样，《红梅赞》之于红岩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之于抗美援朝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之于雷锋精神，都是在用音符为今人架设与历史对话的桥梁，都是在用旋律对红色精神进行传递和弘扬。

　　今天，很多地方和单位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唱红歌活动。一些年轻人可能不明白，为何要反复咏唱红歌。红歌不同于其他歌曲，其蕴含着红色基因，承载着革命精神，也许少了些个体的小悲欢，但却是对历史的大书写。唱红歌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娱活动，而是在跟历史对话。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眸中，一些红歌渐渐深入人心，成为经典。

　　长期以来，总有人对红色音乐心存误解，觉得它们的功能主要是宣教，在艺术上缺乏特色。其实不然。红色音乐中既有号子、田歌、小调、多声部民歌，也有儿歌、风俗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叫卖歌，并受到不同地域风俗、语言的影响，所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一些红色音乐作品，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在艺术上可能稍显粗糙，但能流传至今的作品，每一首都经过千万人传唱，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有的还经过艺术家不断改造，取得了不小的艺术成就，因此才成为经典。

　　20世纪40年代，王大化等人创作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一经演出就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兄妹开荒》的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并在演唱形式上进行创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深受群众喜爱，引领了陕甘宁边区的艺术潮流。据史料记载：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经常一面跟着秧歌队跑，一面高声邀约：“去看王大化！”他们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延安老百姓心中的明星。

　　还有一些红色经典音乐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突破性的，成为民族艺术长廊里永恒的丰碑。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背景，用高超的创作技法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语言，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国发出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这部作品共有八个乐章，采用了七种不同的演唱形式，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懂，创作手法多样新颖，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是我国近代大型音乐作品的典范之作。时至今日，它仍然被广泛传唱，闪耀着灿烂的艺术光辉。此外，被誉为民族歌剧里程碑式作品的《白毛女》，在音乐上创造性地将西方歌剧的歌唱形式与我国传统戏曲中的板腔体相结合，并吸收利用了大量民歌元素，为中国民族歌剧开辟出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一些声乐作品，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春天的故事》，甫一面世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演出舞台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演唱的歌曲。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创作手法、演唱方法等方面均大胆创新，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

　　与催生大量红色经典音乐作品的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当今世界虽没有硝烟弥漫，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思想观念的震荡丝毫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更多贴合时代的红色经典音乐来鼓舞民众斗志、振奋民族精神，同时带给人美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