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的科学教育加法如何做

　　春分节气刚过，我国大部分地区真正进入了春天。不过，对于从事科学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众多一线教师来说，科学教育的春天更早到来了。

　　去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早在2001年，我国小学阶段的自然课就改成了科学课，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科学教育依然是基础教育中的短板。“长期以来，受唯分数论影响，中小学生缺少亲近自然和了解社会的机会，错过了敏感期、关键期、最佳期，使得原本有科学探索潜质的学生失去了在这方面成长发展的条件，对孩子本人和社会、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顶层设计迅速传导，与学校教育实际相碰撞。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更多“解题思路”被激发出来，科学教育这道“加法题”到底该“加”什么、怎么“加”，成了答题的关键点，而在“双减”政策已经落地正在生根之时，如何在“减”中寻找“加”的突破口、如何扫清障碍则成了解题的核心。

　　一次，这位体育老师正要给学生上课，数学老师跑来跟他商量想占用这节课，体育老师便答应了。一周后，当这位体育老师再去上课时，那位想占课的数学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里了，并且惊奇地说，“不是商量过以后这节课都是我上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副科教师给主科教师让课的故事在中小学并不罕见，在教学一线，对某门课的重视程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课时的多少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加强科学课这件事。”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洪伟说，我们不能固守以前严格的学科划分了，加强科学课不等于增设几节科学课的课时，加强科学课的关键在综合性和实践性。总的来说小学阶段的课程难度并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学阶段的所有课程都应该肩负起培养孩子思维品质的任务，必须有全学科的概念，所有学科都要肩负起科学教育的任务。

　　特别是在“双减”政策落地一年多的今天，学校教育如何“加”如何“减”已经不是一道简单的运算题，每一个“加”和每一个“减”的背后都意味着一种教育观念的改变。

　　这些天，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欣喜而兴奋，在即将到来的4月，他们将迎来为期一周的研学旅行。

　　“学校从2016年起就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启了高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沉杰说，学校共开拓了覆盖中国东、中、西部多个省份的多条研学路线。学生深入中国科学院各分支机构，参与科学研究，接受专家指导。“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也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我最期待的是做实验的环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名高二女生说，她将来想学生物专业，这次研学为他们做指导的是中科院南京分院，其中的研究项目正好跟生物学相关。

　　“科学教育加法，就是要增加科学探究与实践，学生放下反复的刷题练习，走进科技馆、博物馆，去大自然观察，到实验室里动手操作，增加的是丰富的实践体验，拓展的是综合能力。”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刘希娅说。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罗星凯认为不能总把板子打在课程上，“我国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科学教育方面已经是跟国际接轨的。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也肯定和继承了之前的理念和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在2011年和2017年版的义务教育阶段科学课课程标准中都提到了要重视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在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中，“探究”“实践”“综合”等更成了高频词，课标明确强调“倡导以探究和实践为主的多样化学习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动手动脑、积极体验，经历科学探究以及技术与工程实践的过程”。

　　“对于教育一线来说，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就是学校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我们提升教育质量的途径，通过这两条途径让教育改革走向常态化。”洪伟说。刘希娅则认为，学校要走出开设尖子班、重点班，采用超前超纲拔苗助长式教学的误区，围绕新课程新课标倡导的大概念、情境性等，运用科学解决真实问题，驱动孩子们像科学家研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

　　不过从政策条文到一线教学实际并不总是“一路畅通”。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教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课要求学生有发散性思维，要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课程标配的材料包是固定的，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限制，学生们用老师给定的材料进行实践，学生的探究已经没有多少试错的空间了。”

　　中小学科学课教师总量不足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非常显着的问题。“我国的师范教育更多的还是注重于培养传统学科的教师，科学教师的培养总量上远远满足不了未来发展的需要。”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说。

　　不过，还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小学科学课教师队伍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还不仅是数量，因为数量上的缺口可以用加快、加大培养等方法尽快配齐，目前重要的问题是科学课教师自身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亟待改变更新。

　　“一些老师的教育方法较为呆板，在教学方法上重讲授法，单一的讲授法，学生没有太多参与学习与活动的机会，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影响了学生教育创新素质的发展。”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说。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要求一年级学生认识周边常见的植物，并了解植物需要水和阳光以维持生存和生长等知识，因此我在授课过程中设计了驱动任务：请学生自带种子，观察并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班里有个小女孩因为爱吃西瓜，便带了西瓜种子。”余舒雯说。

　　自此之后，每天中午这个小女孩会去给自己种的西瓜浇水。几天以后，别的同学种的植物开始发芽了，她的西瓜依然没有动静，便跑来问老师，老师让她别急，再等等看。

　　直到西瓜种下后的第51天，余舒雯突然看到小女孩中午吃完饭后又去给那盆没有发芽的西瓜浇水。她委屈地对老师说：“我的西瓜还没有发芽，我正在许愿呢”。

　　“这一刻我很难受，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过去的51天里，每一次她问‘为什么西瓜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尊重她。”余舒雯说。

　　马上，余舒雯带着小女孩一起思考可能是哪些因素导致西瓜种子没发芽，他们想到了可能是冬天温度低，需要给种子加温保暖，便再改进方法重新实验，遗憾的是，第二次种植依然没有成功。余舒雯又发动全班同学一起研究，在种子选择、室内温度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整，他们还学习了催芽处理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全班同学一起找问题、想办法、做尝试、再改进，每个过程全班每个学生几乎都参与其中，最终，西瓜种子发芽了。

　　“如果小女孩遇到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老师的重视和鼓励，恐怕她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也会一点点泯灭。学生没有感受到探究的快乐、价值，没有在探究过程中获得认可和成就感，自然就放弃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件事也给所有一线教师很大的警示。”余舒雯说。

　　“都说科学教育要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我认为比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起点是质疑。”储朝晖说，首先要改变的是教师，教师不能用传统的灌输科学知识的方式教科学，“那不是科学教育。”

　　“学校不重视科学教育的时候，好想得到学校的重视，现在全社会都重视科学教育了，我又有些害怕了，担心重视了会变成太重视教育的结果了。”北京市某小学一位科学教师说。

　　这位教师的担心不无道理，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裴红霞说，“双减”前学生之所以有繁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根本原因在于考试升学评价制度。

　　在长期的应试思想的指挥下，中小学已经走上了一个“以考试促教学”“教什么围着考什么转”“不考的就不是教学重点”的怪圈。“因此必须要在深化教育考试评价改革上重点突破，转变‘唯分数、唯升学’的应试教育观念，扭转不科学的考试评价导向，形成以立德树人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考试评价。”裴红霞说。

　　近些年，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9年的时间里我国已经有29个省份分5批次迈入了高考综合改革行列。

　　高考被称为“指挥棒”，高考的变化牵动着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高考改革的背后是由评价改革带来的育人方式的变革。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小学督导室主任陈宏斌告诉记者，该校一二年级在六七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自行开发的“乐评嘉年华”评价机制，“双减”后也取消了纸笔考试；近年来3-6年级采用“乐评嘉年华”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取消纸笔考试不代表取消测评，而是提前规划与布置，设立不同领域项目，在学期结束时进行考核。”陈宏斌说，以劳动教育为例，学生会在平时学习各种劳动技能，就比如扫地项目，既渗透在平时的家庭劳动中也体现在日常的班级劳动中，最终考核则以速度和整洁度作为评价标准，且难度随着年龄增长递增。评价后每个同学获得的一幅“雷达图”可以直观地看到学生的“五育”是否齐头并进，一学期下来是否有进步，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

　　“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关键在于消除开展科学教育的关键障碍。”储朝晖说，当下的学校教师和家长将孩子的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安排得满满的，过于单一标准的考分比拼恰恰是开展科学教育最突出的障碍。只有当孩子的自主性和自主能力不断提升，对他感兴趣的问题探索到新的境界，才有可能真正跨入了科学的门槛。孩子有自主安排的时间、空间和自主选择的学习内容，对他感兴趣的自然与社会问题进行体验、考察、研究、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教师要为他创造力所能及的条件。